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2月14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务。既要立足当前，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更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习近平强调，要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全面加强和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建设，认真评估传染病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要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

生物安全指的是什么？

生物安全一般是指由现代生物技术开发和应用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的潜在威胁，及对其所采取的一系列有效预防和控制措施。基于生物技术发展有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人们提出了生物安全的概念。所谓生物安全一般指由现代生物技术开发和应用所能造成的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的潜在威胁，及对其所采取的一系列有效预防和控制措施。

生物安全攸关民众健康、社会安定和国家战略安全。国际生物安全形势发展正处于大动荡、大变革的重要转折期。短期内，生物安全风险总体可控，但面临生物袭击威胁、新发突发传染病、两用技术风险等棘手问题；长期看，战略安全风险加大，亟须加强战略引导和技术攻关。

国际生物安全形势

国际生物安全形势基本走势是2000—2014年间总体保持温和可控状态，但2015年以来形势转向相对严峻。生物威胁已经从偶发风险向现实持久威胁转变，威胁来源从单一向多样化转变，威胁边界从局限于少数区域向多区域甚至全球化转变，突发生物事件影响范围已经从民众健康拓展为影响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传统生物安全问题与非传统生物安全问题交织，外来生物威胁与内部监管漏洞风险并存。

一是传统与新型生物威胁模式暗流叠加。全球生物军控治理处于“鸡肋”状态，实施生物袭击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反而有所增强。生物战理论已见雏形，美国防部开展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此外，新型的生物恐怖投送方式不断出现，追踪溯源面对严峻挑战，防范生物恐怖袭击难度大增。

二是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不断出现。近十年来相继出现了甲型H1N1流感、高致病性H5N1禽流感、高致病性H7N9禽流感、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中东呼吸综合征、登革热、埃博拉、寨卡等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在全球化背景下，疫情传播更快更广，即使远在世界另一极，就只是一趟航班的距离。寨卡病毒自2015年开始不到一年时间，就从巴西传播至全球，感染了40个国家约50万人。

三是生物技术发展带来的双刃剑效应与风险加大。科学家已在哺乳动物中首次实现“基因驱动”，基因驱动系统使变异基因的遗传几率从50%提高到99.5%，可用于清除特定生物物种。随着基因编辑和基因驱动技术的发展，基因武器风险越来越高。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对生物科技负面作用的管控体系和能力有欠缺，有明显的内部性威胁，同时生物科技在许多战略方向存在“卡脖子”现象，有隐性的外部性威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深刻演变，经过由外到内和由内到外的层层传导、相互作用，发展中国家面临形势通常更加严峻。

四是人类遗传资源流失和剽窃现象持续隐形存在。人类遗传资源是国家战略资源，具有巨大的战略安全和经济利益。但国际上围绕人类遗传资源的获取和使用，还存在各类“明取暗夺”现象。据俄罗斯多家媒体报道，美国系统搜集苏联地区传染病、菌株库以及俄公民生物样本，特别是美空军还试图搜集俄罗斯公民的滑膜组织和RNA样本。实际上，联合国《名古屋遗传资源议定书》虽然定义了“与生物资源交换相关的获取和惠益分享义务”，但其打击生物剽窃的宗旨的落实，还需要相关国家立法推进。

国外生物安全战略

科技日报记者此前采访了天津大学生物安全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张卫文教授。

“首先在国家层面，美国已经形成了系统性的生物安全防控战略规划。”张卫文教授表示，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关注生物威胁，特别是2001年发生炭疽生物恐怖事件以来，美国对生物安全的关注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近年来连续出台了多项国家层面的生物安全战略，部署实施各类生物安全防御计划。

2004年4月，时任总统布什签署《21世纪生物防御》总统令。2009年12月，布什的“接班人”奥巴马签署《应对生物威胁的国家战略》，全方位阐述了美国未来应对生物威胁将采取的七种“武器”。

“2018年9月，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生物安全防御战略》。”张卫文特别指出，这是美国首个全面应对各种生物安全威胁的系统性国家级战略，由美国国防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国土安全部和农业部共同起草并将在未来共同负责相关计划实施。该战略提出增强生物防御风险意识、提高生物防御单位防风险能力、做好生物防御准备工作、建立迅速响应机制和促进生物事件后恢复工作共五大目标。其次，美国生物安全战略非常强调整体性和系统性，如生物安全战略与其他国家安全战略，如网络安全战略的协同等。

张卫文认为，美国生物安全法律法规责任划分明确、可执行性强、覆盖面广，对其他各国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近年来，美国部署了一系列长期稳定的生物安全科技计划，其中包括‘生物盾牌’‘生物监测’‘生物感知’三大计划。”张卫文教授介绍，“生物盾牌”针对用于生物恐怖袭击的病原体，研发疫苗、药物、诊断与治疗方法；“生物监测”重点资助生物监测预警关键技术；“生物感知”则旨在缩短从探测危险病原体到开始反应的时间。

“美国还十分重视生物安全设施的建设与力量整合。”张卫文教授谈到，一是建立大量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美国公开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已达15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多达1300多个；二是加大对核心生防研究机构进行重点建设的力度，美陆军传染病研究所在已有生物安全三级和四级实验室的基础上，又投入6.83亿美元，新建包括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在内的生物安全设施群；三是建设军民融合式综合性生物安全研究园区，美国于“9·11”事件后组建“国家跨部门生防园区”，整合了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国立卫生研究院等单位的生防研究力量。

“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政府针对生物安全威胁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国家战略与部署。”张卫文教授表示。

来源：央视新闻、中新网、学习时报、科技日报